“国家大政如用兵，自有取舍之道，自古以来，朝堂治政皆有分歧，不过都是士争。若任民人乱法，动辄要挟官府，这一国何以成国？”

　　政事堂里，文部尚书屈承朔侃侃而谈。武西直道事顾正鸣和湖北巡抚杨烨两人都把河西乡民人打为满清密谍，虽是当作筹码打击对方，但同时也将民人排除在政争之外。薛范陈史等大员都默认此论，怎么处置顾杨之争是一回事，他们的“满清密谍论”却是要接受的。

　　次辅邬亚罗很不满，出声反对，屈承朔身为调和派，发言劝说。屈承朔这话说得很直白，几乎与北宋文彦博对宋神宗说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一个意思。朝堂和地方官府怎么斗，都是官僚的事，绝不能让民人掺和进来，面对民人，官僚又该抱为一团。

　　不管是管军务的范晋和苏文采，还是管法务的史贻直，都觉得这话虽不合英华立国大义，但就国政实务而言，却是正理，因此都没做声。

　　邬亚罗也已六十多了，早年就是个烧窑的，得皇帝指点和提携，一族借玻璃、水泥、瓷器和珐琅等业成为显赫工阀。在彭先仲等人也淡出国政，专心工商事的时代，还被皇帝压在政事堂，不仅是连通工商之需，也是皇帝看中他老执倔，还留着民人本色的脾姓，能遏制政事堂沆瀣一气官僚化的步伐。

　　邬亚罗恼道：“东院问事函诸位都看过了，别以为在此事上能糊弄住东院。”

　　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杨俊礼摇头道：“正因如此，才不容东院借民人大做文章。东院那帮院事根子依旧是士人，虽能传民声至庙堂，却又以民心为筹码争权。真要容他们入政，那是误国。”

　　中书右丞，商部尚书向善轩附和道：“东院不历实政，行事颇多乖谬，更欲夺法权在手。年前提《国罪法》，竟要在国中设互举防歼制。此法真要得行，人人互视为敌，那是什么情形！？朝堂相争，若是再引他们入局，国家危矣！”

　　大理寺卿史贻直显然深有体会，摇头苦笑着。

　　中书左丞程映德嗯咳一声道：“国政虽有取舍，却不容枉法构陷，河西法正既已投告，循法而行就好。便是东院过问，也说不了什么，史公，你说呢？”

　　政事堂执掌内政，虽不如宋明那般决断所有军国事，但也是一语动国，因此行事说话都很有考量，自有里表之分。程映德这话在座众人都听得懂，那就是认可顾杨的“满清密谍论”，并且从法判层面坐实，而这就需要主掌法判的大理寺卿史贻直点头。

　　这一论要坐实很好办，此时南北并不绝来往，就算是偏僻一村，总能有绕到满清的牵连，而密谍又是军国案，不是可容讼师发挥的商事刑民案，只要皇帝没有明确反对，大理寺推动县府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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