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宋君臣来说，宣和七年是个极其屈辱的年份。

　　这一年，朝廷迫于大同帝国的兵威，放弃了立国后就一直没变的都城东京开封城，迁至临安以避敌锋芒。

　　而敌人却没有就此收手，反而步步紧逼，不断制造事端，却又不真开打，而是以这种大战随时来临的压抑氛围一再摧残大宋君臣脆弱的神经。

　　所谓物极必反，当孔氏败类孔端操公然背反朝廷，又欲献媚正乾皇帝而撰文《孔子改制考》后，压抑了一整年的士大夫们终于爆发了。

　　从声讨孔端操的无耻行径为天下诫，到攻击异端曲解圣教教旨枉称儒，再到映射扶持异端的大同帝国不尊圣人必会败亡。

　　士大夫们在自己熟悉的战场上恣意纵横，因维护圣教纯洁的崇高使命感而陷入亢奋状态，似乎如此便能战胜不可一世的大同帝国一般。

　　而大同朝廷仿佛自知浅薄，闷头整治刚刚入手的袭庆府，一直没有正面应战。

　　如此一来，又让初战告捷的士大夫们更加兴奋。

　　尤其是仙源县孔府“狗血案”的传言流进大宋后，正派人士更是弹冠相庆，并行文记述此事，以此证明辱没圣教者纵使躲到敌国，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至于这些诗词文章流传后世，会不会损害圣人的名声，则完全不用考虑。

　　孔子是儒家的圣人，只有真儒才有资格祭祀圣人，沦为异端走狗的孔端操虽然姓孔，却与圣人没有半点关系。

　　这样的狗贼不仅要骂，还要狠狠地骂。

　　人间自有正道，焉知文弱书生就不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灭人之国？

　　今日能骂翻孔端操这狗贼，他日也能骂垮不得人心的伪同！

　　时间就在这种诡异的氛围中悄然来到十二月中旬，之前出使大同的中书侍郎白时中被敌国赶了回来，并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大同正乾皇帝亲率大军南下，并发布《讨宋檄文》，明确表达了就要教训大宋。

　　大梦正酣者被这个消息惊醒，真刀真枪的战场上，再能辩经的“真儒”也抵不过一字不识的粗鄙武夫一刀。

　　惊醒过来的“真儒”们赶紧将注意力投向《讨宋檄文》，希望借此找到大同的破绽，或者说从中寻求活命的机会。

　　这篇檄文仅仅数百字，先是以较大的篇幅历数赵宋昏君赵佶登基以来，开党争、用小人、兴土木、装神鬼，为一己之私而罔顾天下苍生的种种荒唐行为。

　　顺便回顾正乾皇帝至梁山救民水火、行辽国示警天下、平夷乱安定蜀地，降李子义、灭方腊解救天下苍生、复燕云还华夏河山等丰功伟绩。

　　以二者强烈的对比，论证徐泽立国称帝乃是顺天应人形势必然。

　　而以事实说话，立国仅仅四年的大同帝国内则政通人和，百业兴盛，外则北灭宿敌、威服强金、西降顽夏、东主高丽和日本，国势之强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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