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的、一毛钱一片的止痛药来止痛……
杨嘉北看着这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看着黑土地矗立的一个又一个废弃工厂，烟囱，钢铁建筑……
最先下岗的是工程师、技术员，是和厂长、车间主任、领导没有关系的人，是年龄最大学历最低的人，不要说今后的养老补贴和津贴，就连下岗津贴和遣散费也被层层克扣，到手不过薄薄一层。那些人已经不配称之为人了，他们只是一群为了自我利益、为了金钱而不在意人生死的怪物。
杨嘉北大学毕业那年，不少父亲的朋友过来贺喜，其中就包括小时候教过杨嘉北弹钢琴、拉小提琴的一个老教授，他以前是厂里的知识顾问，是高级骨干，精通中日俄三语，在即将退休的年龄时离开工厂——他在第一批被裁员的名单上。
“都说是给工厂经济减负，是’存菁去芜’，”老教授喝多了酒，感慨，“怎么我们这些杂草都被拔了，这还是不见好？这工厂咋还是倒闭了啊？”
没人能说出过所以然，他们在工厂里干了半辈子甚至一辈子，有的人老老实实一件错也没犯过，年年评劳模，忽然就成了工厂的包袱，成了经济的负担。
很多人都想不到后来会发生这样的事。
杨嘉北也没有想过，贫穷能让一个曾经腰杆挺直的男人，变成默许妻子出卖皮肉、甚至默许妻子’贩卖’女儿的恶魔。
房间中还是热腾腾的，桌子上的菜，杨嘉北没胃口吃，也没心情吃，他喝了一瓶啤酒，不是壮胆，他是怕自己难受，怕自己一说起这些就心梗——他得说出来，得说。
没有人再疼茉莉了，他得替她撑腰。
宋工强低着头，他脸上的红还没褪下去，还是红彤彤酒蒙子的样子，杨嘉北知道他没醉，杨嘉北得在他清醒的时候把这话都说了。
“说实话，我小时候还觉得您挺好，叔，我那时候真心觉得您好，后来呢？我知道下岗没办法，知道工厂倒闭……这都没办法的事，我也理解您那时候吃了不少苦，但是，”杨嘉北说，“您怎么对茉莉？”
“您在外面有女人的事，完全不怕茉莉知道？您就不想想那时候茉莉还在上学，她得考试啊，”杨嘉北手握成拳，砸了下桌子，“她从小到大成绩这么好，完完全全能考个好大学，能走出这东三省，她那么优秀，她的未来还有那么长时间……您就一点儿也不想？”
宋工强说：“她最后考的也不赖。”
“那也没你的功劳，”杨嘉北说，“她跟着爷爷一块儿生活的时候，你往家里寄过一分钱吗？她被她妈带着走的时候，你吭过一声没？”
宋工强坐不住了，他提高声音：“那是因为人家有钱！”
“我知道当时她妈带她走是想干什么他妈的狗屁事！”杨嘉北盯着他，“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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